2026年1月，安徽省霍邱县高塘镇环山村村民李某的房屋因道路扩建被纳入征收范围。因拒绝接受远低于市场价的补偿方案，其房屋在未签订协议、未收到补偿款的情况下，被不明身份人员强制拆除。这一场景并非孤例——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31%的征地项目存在补偿款发放滞后问题，而非法强拆更是让无数家庭陷入困境。当拆迁沦为“暴力执法”的代名词，法律如何成为公民抵御强权的盾牌?本文将从真实案例出发，解析非法拆迁的诉讼路径与关键证据。

案例分析：从福建福清到广东阳春，非法强拆的司法审判逻辑

案例1：福建福清强拆案——最高检抗诉推动司法公正

2018年，福清市陈某的房屋因道路项目被强制拆除。尽管一审法院确认福清市政府、街道办强拆违法，但二审法院以“村委会实施”为由撤销判决，驳回起诉。陈某委托律师向福建省检察院申请监督，最终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2025年，最高法再审认定：即使村委会参与，政府作为组织者仍需承担法律责任。此案确立了“强拆主体推定原则”——若政府无法证明强拆系第三方独立行为，即视为其主导。

案例2：广东阳春鱼塘填平案——程序违法是核心突破口

2016年，阳春市政府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直接填平邓某承包的鱼塘。一审法院援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认定政府无强制执行权，判决确认违法。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政府未履行“责令交出土地”前置程序，且未提供补偿款足额到账证明，强拆行为因程序严重违法而无效。此案明确了“强制执行必须双轨并行”——既需行政程序合法，也需司法程序授权。

法律武器库：从行政诉讼到国家赔偿的四步攻略

第一步：紧急报警与证据固定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公安机关对公民财产安全受侵犯负有“立即救助”义务。遭遇强拆时，应立即拨打110并要求处警民警制作《接处警登记表》，重点记录：

强拆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车辆信息;

现场是否存在暴力行为(如推搡、毁坏财物);

民警是否制止强拆或要求出示法律文书。

案例支撑：2025年江苏兴化市王某案中，法院认定公安机关仅以“法院执行”为由推诿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判决其重新调查强拆主体。

第二步：确认强拆主体与程序违法性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需满足两条件：

法律明确授权(如《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授权城乡规划部门强制拆除违建);

履行法定程序(如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催告、公告)。

关键证据：

征收决定书、补偿安置方案(核查是否公示、听证);

强制执行申请书(核查是否附补偿款专户存储证明);

现场执法记录仪视频(核查是否出示证件、宣读权利)。

司法实践：2026年拆迁新规明确“先补偿后搬迁”，若政府未足额支付补偿款即强拆，直接构成程序违法。

第三步：提起行政诉讼与赔偿请求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确认强拆违法后，可同步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赔偿范围包括：

房屋价值损失(按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计算);

屋内物品损失(需提供购物发票或评估报告);

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经营性房屋)。

典型判例：2025年浙江某案中，法院判决政府按1.2万元/㎡的市场价赔偿被强拆房屋，较原补偿方案提高40%。

第四步：申请检察院监督与刑事控告

若法院驳回起诉或行政机关拒不赔偿，可向检察院申请行政检察监督。此外，若强拆伴随故意毁坏财物(立案标准5000元以上)、非法侵入住宅等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刑事责任。

数据支撑：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征地拆迁领域腐败案件1.2万件，处分1.5万人，追回补偿款47亿元。

结语：法律不是纸面权利，而是行动指南

霍邱县李某的遭遇，是城镇化进程中千万家庭的缩影。当强拆的阴影笼罩时，公民需牢记：法律不仅赋予我们报警的权利，更提供了从行政复议到司法赔偿的完整武器库。从固定证据到确认违法，从提起诉讼到申请监督，每一步都承载着对公平的坚守。2026年拆迁新规明确“改造为主、拆除为辅”的原则，将D级危房、公共利益项目、违建作为三类必拆对象，同时规定集体土地补偿与国有土地差距不得超过40%——这不仅是政策的进步，更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庄严承诺。当权益受损时，请记住：你手中的土地证，不仅是产权证明，更是一份通往正义的通行证。